［收稿日期］ 2006-09-20
［作者简介］ 庄振华(1981-)，男，山东临沂人，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国家安全战略教研室2004级政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继承与超越：传统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析论
庄振华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构建和谐的自然生态、培育和谐的人文生态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传统价值观的纬度寻求“致和”之道，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审视、反思、提升与改造，以期实现从人类本位主义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极度群体主义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从而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 和谐社会；传统文化；价值观
Accepting and Transcending: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ZHUANG Zhen-hua
(Shanghai Branch College of Nanjing Political School,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It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o construct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and build harmonious natural ecology and culminate harmonious human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among themFrom traditional value seeking the harmonious ways and thinking over,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traditional value we can fulfill the harmonioushes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from human centered, from the terminal collectivism to the harmoniousnes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so as to achieve the target of constructing socialism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harmonious society; traditional culture; value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又一重大的理论创新。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汲取与借鉴。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因此，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而且必须充分发掘这个极可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使之向现代转化，成为当代中国人的普遍信念。
一、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两个特质 （一）“人为贵”的人类本位主义
中国特殊的生态地理环境催生了具有中国特质的文化场，先秦诸子当时大多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奠定了传统人类本位主义价值观的基础。随着朴素唯物主义者关于天人关系理论的发展，这种价值观最终得以确立，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明于天人之分”，将人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天”与“人”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命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第一个提出了“人最为天下贵”的命题，首倡“明于天人之分”。他认为，万物之中“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2］第二，在此基础上，荀子进而倡导以“人文”克“自然”之法，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大胆命题。他打破了先秦各家主张的人与自然的连续性与和谐共处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先秦的天人价值观。随后经过董仲舒、王充等人的发展，唐代的刘禹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提出了“天人交相胜”、“人定胜乎天”的思想。他着重从主观能动性和社会意义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区别和对立，认为“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并解释曰：“人能胜乎天者，法也”（刘禹锡《天论》）。清代的王夫之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终结者，对前人的天人关系理论进行总结和概括，提出了人能“相天”、“裁天”、“胜天”，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到极点，从而使人类本位主义价值观牢固扎根于华夏大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性价值观之一。
不能忽视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岱年先生曾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概念［3］。汤一介先生则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而“‘天人合一’则是最根本命题，它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点”。［4］。而对于什么是“天人合一”，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看法认为，所谓“天人合一”，指的是“天道”与“人道”的结合，两者合二为一，天地万物人为一体的伦理体系。天道指自然界变化的法则、规律，人道指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治国之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天”指封建伦理道德，“人”是指“宗法关系的个体承载者和能动的维系者”。“天”被神秘化、伦理化了，“人”也往往被剥夺了主体性，或被唯心地注解了。认为“天人合一”是封建人伦的放大，即将封建人伦放大到天命的高度。我们以为，尽管人们对“天人合一”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但“天人合一”观中含有人与宇宙或自然应和谐一体的层面，则是确定无疑的。
（二）集体至上的群体主义
中国古代特殊的地理环境不仅催生了“以人为贵”的人类本位主义，也培育了中国人特有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古代中国人在与自然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意识到集体的力量，这种认识随着农业文明的推进而不断加深，最终深入人们的骨髓，孕育出集体至上的群体主义价值观。
首先，它极力肯定群体的价值。荀子把“群”视为人类区别于其他自然物的根本标志，“（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5］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人之生，不能不群”的观点，认为群不仅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人维持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目睹国家的衰败和民族的沉睡，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从启蒙民族觉醒的目的出发，在《天演论》中论述了“群”（团结）的重要性，指出“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其次，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和奉献，轻视个体的利益和存在价值。它强调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以及公与私的关系时，个体要自觉服从集体，私利要让于公利；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体要无条件服从集体，必要时牺牲个体利益来保护集体利益。这种观念的灌输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管子?牧民》就教育个人要做到“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韩非也强调要明于公私之分，指出“公私不可不明”，“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6］杨万里发挥韩非的观点，把“公”与“私”严格对立起来，曰：“利于私，必不利于公，公与私不两胜，利与害不两能”，完全割裂了两者的联系。封建统治者以此作为束缚劳动人民思想和销蚀人的个性的工具，使人民群众都成为所谓“忠孝双全”的“好公民”。当然，其“忠”、“孝”意识可以改造成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心。在封建社会,长辈、君主是家族或国家的代表,个人对家族和国家等群体的服从往往是通过“忠”和“孝”的形式实现的。如果我们舍弃其等级观念和奴隶主义的糟粕，取出其克己奉公的精神，再赋予其时代的新内容，它就可以转化成社会主义群体主义的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在“仁”的价值观基础之上，主张“和为贵”，并逐渐形成了群体主义价值观。可以说，注重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长期受到人们的崇尚，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这种核心价值观强调文化矛盾体中“同一性”的一面。“和”的价值观是传统儒家文化价值观的终极目标，“和”的含义是有差别地团结、统一在一起，即求同存异。儒家追求“和为贵”的理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并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对内讲家庭和睦、性情和顺、协作讲和衷共济、对外要“协和万邦”等等。
二、传统价值观产生的非和谐效应
“和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与失衡、混乱、危机、冲突和对抗等相区别，是指社会的内部结构均衡稳定、社会运行安全有序、社会管理（自我调节）有效顺畅、能够自主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整体状态，即一种高度有效的“自组织化”状态。“和谐”在中国古代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作为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向先哲们所设想的方向健康、有序的发展。由于受政治、历史、尤其是传统文化价值观自身存在的缺陷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如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断裂。人类曾经是大自然的“顺民”，但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车轮的前进，工业化将传统文化的负面效应发挥到极致，人类的欲望极度膨胀，到处显示力量，靠着“傲慢与偏见”的武装开始了征服一切、改造一切的反生态征程。人类掠夺式的开发大大超出了大自然的自我修复和再造能力的界限，也打乱了自然的内在平衡机制，反过来使人类自身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例如，黄土高原曾经是一片“绿色的海洋”，“林薮深密”，“麋鹿成群”，但长时期大规模的人类破坏活动使其今天到处童山濯濯，沟壑纵深，水土流失，沙尘暴肆虐，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古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已沉睡于荒漠之下，梁山泊和楼兰古城早已在地图上消失……再比如，西周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高达53%，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土森林覆盖率只有9%，而沙漠与沙漠化土地已侵占国土面积的11%多。除此之外，还有水污染、空气污染、大规模非正常的自然灾害、物种加速灭绝等等。应该看到，这与建国后很长时间内一度盛行的“斗争哲学”有很大关系。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众多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毛泽东始终坚信人定胜天。在与自然的斗争中，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次改天换地的大运动。时至今日，这种思维也没完全绝迹。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的时候，也开始“四面楚歌”，生存和发展再次受到自然的挑战：中国能否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丰收”？中国能否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陷入自然报复的困境？这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要自觉地把自身的位置从自然界“之上”、“之外”，真正调整到自然界“之中”，牢固确立起自然——人——经济——社会的整体价值观，自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群体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和集体、个人和社会辩证关系的理论为指导，它既强调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又强调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地位和价值，要求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它与儒家的群体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的群体主义价值观将整体利益和整体发展强调到极点，并培育出以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民族精神，造就了大批中华民族的“脊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价值观忽视整体有机结构中的某些部分的意志和利益，新时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的片面、失衡发展和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问题。当前，尽管中央领导多次号召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但少数地区的领导干部打着“群体”或“社会”、“大我”的名义，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侵害“个体”、“小我”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这是违背“以人为本”精神的，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中国经济可谓创造了“世界奇迹”，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们都陶醉在“风景这边独好”的辉煌成就之中。然而，中国贫富差距的趋势愈来愈明显的残酷现实也已展现在人们面前。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这个数值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1988年上升到038，1994年，已达到043，突破了国际警戒线040的标准,也超过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到045。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事实正是如此，中国城镇家庭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42倍、1993年的69倍扩大为1998年的96倍。同时，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由1978年的236比1扩大到2000年的279比1。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比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差距就是4比1；若考虑城镇居民的各种福利补贴，差距就是5-6比1。再来看一下中国的困难群体。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如果将城乡贫困人口、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失业和下岗职工、残疾人、灾难中的求助者、农民工等各类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口加总，再扣除彼此重叠的部分，中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面对困难群体越来越大的现状，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不无忧虑地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显然，中国现代化建设如何以较小的代价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的“软着陆”而不步西方的后尘，中国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陷入“现代化断裂”和“拉美现象”的泥潭，成为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传统价值观的互动改造 1创新传统价值观——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的“生态中心主义”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毋庸讳言，人类已将生态破坏的“潘多拉”盒子打开，要“返朴归真”就要求逐步地去掉那些违反自然、违反规律的人为因素。即所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求道的过程，就是使自己违反自然的思想和行为一天比一天减少的过程，减少而又减少，一直到顺应自然境界。这样，就没有什么做不成的事了。然而，今天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平衡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恶化，大都是由于不当的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罗马俱乐部的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曾向人们惊呼：“失去了平衡就意味着大难临头”，“无知、狂妄、浅薄、愚蠢，都将招致大难临头。”［7］这里所说的“无知”，首先就是对自然界和谐发展规律的无知。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
人类偿还我们祖先欠下的生态债务的时候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解决人类这一历史重任中将会发挥重大作用，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存和发展危机的和谐思想与“致和”之道——“天人合一”思想及天人协调说。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理论在历史上是完整而有效的，但亟待解决的是理论的现实转化问题，即必须加以研究和实践“拯救自己”的运动。首先，对传统的人类本位主义价值观进行全面改造和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思想源泉。具体来讲，就是要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的“生态中心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把老庄的“因任自然说”和荀子的“改造自然说”有机结合起来，培育出一种新型和谐生态观，保证这种价值观武装下的人在同自然界接触的过程中既能“尽人之性”，又能“尽物之性”，既能促进“发展”，又能保证“和谐”，从而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主人”。
其次，以传统的和谐思想为基础，自觉走出认知误区，建设和谐文化。西方曾经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毫无限度地开发和改造自然，最终付出了惨痛的社会代价。但这似乎并不是西方的“专利”，当代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和谐文化，成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培育人的和谐文化精神。和谐文化内含着协调发展的理念，它所倡导的发展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诸多因素，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进步。通过建设和谐文化，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丰富人们的精神内容，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认可的价值取向。
2整合传统价值观——构建个体与集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和谐社会
传统的重整体轻局部、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一度使当下中国社会出现偏离公正的发展轨道的危险：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是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利益的边缘化，是整个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部分缺失。因此，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已成为新世纪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蓝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要解决效率问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要解决公正问题，在消灭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关于社会公正中的贫富差距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提出解决这个问题”，［9］并警告“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社会发展呼唤社会公正，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呼唤社会公正，将其纳入国家战略的议事日程迫在眉睫。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搞好“和谐观教育”，为实现社会公正奠定良好的人文生态基础。要通过和谐观教育，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陈旧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有利于社会公正发展的科学认知与价值认同：公正与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正与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价值准则。资本主义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公正与平等，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有更加切实和全面的公正与平等。
其次，着手制度公正的建设，构建能对各方利益进行有效协调和整合的公正制度。要实现社会公正，解决全社会整体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部分利益的矛盾和冲突，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惠及全体人民，保证社会的稳定、安全和健康发展，除了共同的价值认同以外，制度保障也是关键。要不断健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弱势地区、弱势行业、弱势群体享受社会公正提供财政制度上的保证，增强其自主发展能力。要发展社会管理的硬件，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比例。随着经济发展，不仅要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绝对数，而且要提高社会事业投资的相对数。社会事业投资要与GDP同步增长。鉴于有些社会事业过去投资较少，在一定时间内应当以更大幅度增加。要把那些建立在牺牲社会事业基础上的、破坏社会和谐的经济超常高速度降下来，用于发展社会事业。
最后，要旗帜鲜明地反对“效率至上”，反对以公平换效率，牺牲个别利益来追求虚假的、暂时的整体发展。我们要从西方的“先效率后公平”及“拉美陷阱现象”中吸取教训，充分认识“效率中心主义”会产生非和谐的连带效应，努力实现由“先富”到“共富”的转变，实现由“效率中心主义”到效率、公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转变，努力建设个体与整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公正社会。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在对历史深入回顾、对现实全面反思和对未来科学规划基础上而做出的一项宏伟战略决策。我们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改造和提升的传统价值观与中国人民伟大的实践结合起来，必将在华夏大地上结出累累的“和谐”硕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21
［2］［5］荀子·王制篇（卷五）［A］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2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6
［4］汤一介百年中国哲学经典(第四卷)［Ｃ］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190-191
［6］韩非子·孤愤篇（卷四）［Ｍ］1-2
［7］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的一百页［Ｍ］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2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384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